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離開土地，農業耕作人口“老齡化”、“女性化”現象已較為普遍，給我國農業發展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

　　眼下，正值秋糧收割，從南到北的莊稼人正在開始又一輪忙碌。

　　湖北省公安縣夢溪鎮大至崗的張家玉老人這幾天剛剛把3畝中稻收上來，“稻子是請機耕手收的，每畝地120元，請機手的錢是女兒給的。”張家玉快70歲了，顯然已經沒有氣力自己下地收稻谷。他的兩個女兒嫁到城里，兒子帶著老婆孩子進城打工，老伴跟著去照料孫子。不過這并不妨礙張家玉獨自在家打理幾畝承包地，因為“機耕地越來越方便了，一個人也能對付”。

　　在我國農村地區，這樣的情景越來越普遍。從西南的廣西、四川，到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到北方的河北、遼寧、吉林等地，一面是現代農業耕作技術和手段逐步推廣，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勞作強度；一面是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離開土地，以老人和婦女為主的“留守隊伍”成為務農主力。這種現象，正是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我們的土地靠誰耕種。

　　農村勞動力減少是發展趨勢，要細究個中原因

　　在河南許昌天和現代農業萬畝蔬菜園區，一邊是綠油油正待采摘的菜苗，一邊是平展展剛剛整作出來的菜地，幾十個婦女正在低頭搶栽油菜。園區負責人告訴記者，園區需要大量蔬菜工，但本地僅能招到很少一部分，只能從外省大量招聘，“熟練的蔬菜工越來越難找了。”

　　河南是農業人口大省，但如今像這樣直接務農的“熟練工”越來越少。在一些傳統的糧食大省如湖北、江西等地，每到糧食收獲季節，人工同樣難請，“一個勞力一天80塊錢，加上包一頓好飯、送一包香煙，還難找到。”湖北省棗陽市種糧戶馬世兵說到這里很感慨。現在勞動力難找，人工價格上漲，在農村已是較普遍現象。

　　農村勞動力減少由來已久。上世紀80年代，農村勞動力開始大量離開土地，當時的沿海合資企業以及隨后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成為吸納農民工的主力。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鄉鎮企業每年要吸納約1.5億農民工。進入21世紀，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農業戶籍人口限制條件進一步寬松，外出務工勞動力進一步增加，農村人口進一步減少。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僅有17.9%，如今城鎮化率已達到49.68%。

　　在外出務工、戶籍轉移等渠道不斷拓寬的同時，升學、創業等也成為農村人口轉移的重要渠道。湖北省天門市是“高考大縣”，每年有超過萬名孩子通過高考離開農村，當地教育局領導告訴記者，“這些孩子再回農村幾乎不可能。”

　　農村勞動力的減少推動了城鎮化、工業化步伐，也改變了農業人口密集的狀況。專家分析，農村勞動力以青壯年及受過教育的人群為主，這一群體“悉數外出”的另一原因在于農業比較效益低，同樣的勞動付出得不到同樣的報酬，農業對個人缺少“職業前景”預期，加上農業勞動強度總體上依然偏大，導致目前農活“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現象突出，并由此對農業自身素質提高帶來了影響。一些農業科技人員說，現在做農活出身的“土專家”可難找了。

　　各種專業合作組織的出現，開始改寫農業現狀，但整體上規模小能力弱。

　　勞動力大量減少，給農業耕作帶來了直接影響，農產品行業協會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便應運而生。

　　在安徽糧食大縣霍邱縣，有一支活躍在田間地頭的植保服務隊，成為農民的“田保姆”。

　　霍邱縣農委介紹，植保服務隊通過統一防治人員、統一植保機械、統一防治時間、統一藥劑等為村民展開服務。村民外出打工，只要給植保隊打個電話，植保隊就負責搞定，質量也有保證。現在，霍邱已形成“縣中心―鄉大隊―村植保服務隊”的植保統防服務網，服務隊員們像“職業農民”，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不足、種地不專業的問題。

　　與植保隊相比，起步更早、更為普遍的是以龍頭企業為主形成的“公司+基地+農戶”的農產品行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等產業化組織。龍頭企業負責產品選擇和收購，村民實行訂單種植。在同一組織內的農戶人手不夠，還可以統一耕種收獲，到時候農戶按照一定比例付費就行。根據各地實際，產業化組織形式也不盡相同，有的是“企業+鄉村組織+訂單農戶”、有的是“企業+收購商+訂單農戶”、有的是“企業+專業組織+訂單農戶”等，規模實力各不相同，但發揮的作用大體一致。

　　農民專業組織的出現，助推了農業耕作技術的進步。過去一家一戶難以實行的標準化種植、統一配藥施肥等，因為規模擴大得以成形見效。在山東、安徽、江蘇、河南等地，“農機大院”、“機耕隊”、“農機服務隊”紛紛出現，有的由鄉鎮農技站牽頭，有的以村為單位，有的以農機大戶為龍頭，加入農機組織的農戶可以優先得到農機服務，農機隊還對外服務，賺取利潤壯大發展。

　　在山東嘉祥等地，農民自發形成了“互助組”、“聯合體”，每到種植收獲時節，互助組成員你出農機，我出油料，開展“勞力互助”、“技術互助”、“困難互助”。同時，一些個體農機戶也通過走村串鄉發揮作用，成為農村勞動力市場的“機器人”。

　　與此同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規模小、“訂單”能力弱、指導能力差、約束能力不強等問題也普遍存在，農戶和龍頭企業之間存在“軟約束”，行情一變化就互相不買賬，制約了產業化鏈條的延長。

　　明天的土地靠誰來耕種？答案已經明確，需要政府引導推動

　　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出現提高了農業效率，過去很多人才能完成的農活，現在一臺機器就解決了，為農村勞動力減少拓寬了空間；提高了農業質量，過去分散單干，干好干壞無人過問，現在有了專業組織，甚至有了“職業農民”，可以為農事提供指導。

　　近年來，一些地方在扶持農產品行業協會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上采取了許多措施。安徽省霍邱縣建立了32個植保服務大隊、682個村植保服務隊。植保隊起步之初發展能力有限，縣里一次性安排2000多萬元資金統一采購噴霧器2.1萬多臺，免費配發給村植保服務隊使用，解了植保隊的燃眉之急。

　　廣西興業縣制訂了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措施，從資金、貸款、用地等方面給予扶持。現在全縣有130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帶動入社入企農民3萬多人。

　　針對合作專業組織人才缺乏的現狀，青島農業大學在2008年成立了合作社學院，面向全國開展合作社人才培訓工作，這是我國第一個合作社高級專門人才培養機構。重慶市**近提出，要用“高含金量”政策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能力提升工程、人才培養、信息化建設、貸款貼息等方面出臺具體政策，扶持和幫助合作社改善基礎設施，增強發展能力。

　　這些措施無疑將有效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壯大。不過，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整體上實力還很弱，難以形成強大的帶動力。這也正是需要各地各級政府部門充分認識并扎實扶持引導的原因。正如一些專家所說，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普遍發展壯大，“解決的不僅是明天的耕地誰來種的問題，重要的是解決了怎樣種得更好的問題。”